高一下学期分班那天，我背着书包走进物化生三班的教室，像一滴水落回一片熟悉的湖。我原本就是三班的，大半面孔都认得，只是课桌间多了些陌生身影，挤挤挨挨，快六十号人，走道窄得转身都要侧着。班主任没换，凭着上个学期做多媒体管理员的经历，便顺理成章地续任了，那块讲台旁的小屏幕，又归我管了。
日子平平地淌着，直到某个再寻常不过的课间，一个老同学晃过来，说了一句：“你们班上有一个女同学说你很厉害，电脑玩得很好。”我愣了一下，心里像被谁悄悄摁亮了一盏灯。这是头一回，在学校里被一个素未谋面的人注意到。
后来我们在教室见了第一面。她走过来的时候，个子不高，留着深棕色的齐刘海短发，发丝自然地散在额前。粗黑的大框眼镜几乎占了半张脸，反倒衬得眉眼柔和了许多。脸型偏圆润，脸颊有一点肉感，脸上靠脸颊的位置，有一颗小小的痣。整个人站在那儿，就是很乖巧的，规矩的，像是那种上课会认真记笔记、下课不惹事的女生。
我记得自己当时话也说得磕磕巴巴，大抵是些“没有没有”“也就那样”之类的推辞。她回应了几句，还是坚持说我厉害。再具体的，时光磨得太碎，如今已拾不起来了。
后来慢慢接触，她很外向，就像夏天一样，逢人都能笑着聊上几句，热情而真诚，让人不好意思对她设防。
那之后，我养成了一个习惯：把那些值得记住的朋友，都收进一个自己的小本子里，记下他们的生日、电话、性格，像给某段关系存个档。而她，是其中最大的一页。名字、生日、人格类型、手机号、后来去了哪座城市读什么专业，甚至住址——事无巨细，像在给一个人写永不寄出的档案。
可说来也怪，高中前半段，我和她的交集其实并不密。顶多走廊上碰见了点个头，偶尔在教室中聊几句。后来我转进十五班时，她已经在里面了，比我先来几个月。起初是她身边的同桌太爱上课闲聊，吵得她没法专心，她大概觉得我看着像不会上课讲话的人，便抱着书挪了过来。空位刚好，高中最后几个月，我们就成了同桌。
那段时间，我们的对话渐渐多了起来，课间、自习、晚自习里，聊些什么早已模糊，只剩下一些零碎的印记：她说话很好听，讲题时会用手比划，对谁都是那副热忱的模样，仿佛慷慨地把善意分给每一个人。
再后来，日子被“高考”两个字压得越来越薄。家长会那天，我家长在我座位旁边，她原本就坐在我左手边，可我家长来了，我不想让家长误会些什么——那种“谈恋爱”的猜想，我连被提起的勇气都没有。犹豫再三，我把她的东西悄悄挪到了我右边靠里的位置。动作很轻，心里却钝钝地疼了一下：明明快毕业了，明明没有做错什么，却还是把她推远了一点。那一下午，我都有点难受。
高考结束后，回学校拿档案的那天，我顺道帮她朋友代取了，走到她上班的地方递给她。那天见到她的时候，发现变化很大。短发长长了，染成了深色底发，挑出几缕蓝绿色渐变，发尾泛着幽幽的蓝青，修成蓬松的狼尾层次，中长的，风一吹就轻轻晃。脸还是那张脸，圆润的，带着痣的，可整个人的气质像换了一层——利落的、清爽的，少年感扑面而来，像夏天刚切开的青柠，像一段忽然亮起来的旋律。我才恍惚意识到，原来那个戴着大框眼镜、安安静静的短发女生，早就长成了另一个人。又或许，她一直都是这个样子，只是过去藏在了校服和规矩的发型后面，直到离开学校那天，才终于亮出来给我看。
录取结果出来，她去了广安，和我隔着几百公里。山川远阔，地图上一条细细的线，拉成了日常里无法跨越的距离。好在微信还连着，偶尔发发消息，讲讲各自的日子，她的语气还是那样明快，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那份熟悉的活力。有一天，我终于鼓起勇气问她：“我能把你写进我的博客里吗？”她回得很快，说：“好荣幸呀。”我第一次觉得自己这个小小的博客，竟然会被这样认真地对待。
于是她就这样被我永远地存了下来。不再只是手机通讯录里一串冷冰冰的数字，也不只是微信聊天记录里跳动的气泡——她变成了文字，落在我小小的数字世界里，风吹不走，岁月也冲不淡。往后无论多少年，只要我翻开那个页面，高一下学期的走廊、十五班的课桌、还有校门口风里晃动的蓝绿色发尾，都还在那里，一直活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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